2011年3月一开学便得知一个好消息，小组作业关于大芬村的一篇论文投稿成功，7月可参加2011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对于从未参加过专业学术会议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在从期末作业轰炸的硝烟中突出重围后，丁院长作为带队老师带领研究生一行5人及其他老师开始了这场台湾之行。

    7月3日，飞机抵达台北。相比香港机场的国际化气质和金属感，桃园机场则带了些复古风味。7月份的台湾有着与深圳同样的炎热，去往居住地的一路上大家都在欣赏街景和建筑，感受着台湾的别样风情。尤其是第一次“出远门”参加会议的我们来说，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
    年会的会议时间为7月4日至6日,开会的地点在国立交通大学的客家文化学院。中华传播学会是目前全台湾涵盖传播学者和研究者人数最多的学会组织，现任的理事长是国立交通大学的郭良文老师，同时也是“鹏城学者”——我们的任课教师。今年中华传播学会的主题为“流行文化与娱乐科技”，全球化和网络的发达带来的文化杂糅体是这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同时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和速度，更是创造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今年中华传播学会将这两个议题作为年会的主题，并设立了三个子题：传播知识体系的传承、转变与革新；传播政策与产业的变迁与发展；置入性行销与社会冲击。这次与会的成员的背景基本涵盖了所有华语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还有少部分在欧洲留学的华人也参与了年会论文发表。

    会议第一天初到客家文化学院，学院的建筑设计也包含着文化讯息，这不像是一个学院，更像是城市中遗存的客家围屋。从小习惯了四四方方“高楼大厦”式的教室，从未接触过客家文化的我们，甚至以为身处旅游景点。而国立交通大学将客家文化的研究独立出一个学院，说明客家文化在台湾的重要性和交通大学对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视。
    第一天每个与会人员都得到了会议相关的手册及学刊。三天的会议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论文发表、专题座谈、专题演讲。大会将本次年会的论文主题分类为若干个论文发表专场，或者单独成题，以专题座谈的形式进行探讨。同一时段在不同的教室有不同的论文主题发表。每个专场设有一个主持人和评论人。这与我们之前对学术会议的设想有偏差。“会议”给我们的画面只有一群人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严守会议时间的掌控听台上的人说话。因此大家都仔细的翻看每项主题下的论文摘要，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规划这三天的学术“旅程”。
    学会的主题也决定了这次的论文发表的主题十分宽泛，亚文化研究、两岸新闻研究、新媒体使用研究等等。在听过各路人马的论文发表后，最大的感受是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学者以及学生的研究视角比我们要广得多，甚至是百无禁忌。在“流行文化与青少年”专场中，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发表了一篇香港“玩娃”文化的论文，她在多次的访问和考察后发现玩家们的主题活动就是为男娃和女娃编排各种场景并进行拍摄，以这样的方式表达青少年对性爱的幻想。这样的发现非常的有趣；台湾政治大学学生更是以“大学生脏话使用情境初探”为题，从日常生活中挖掘青少年的群体文化，但是我觉得作者只看到了眼下脏话使用的表面，泛泛而谈，没有对脏话本身进行溯本逐源的文本分析。但论文的选题很有意思，在大陆，大家往往觉得这种论题上不了台面，有伤大雅。另外，新加坡的学者论文更具有国际视角，在新加坡学者的专题座谈中，有一篇是调查各国观众对于好莱坞电影类别的兴趣来看国家的文化距离，还有一篇是以youtube为主要调查对象研究网络时代下的自制视频。但也可能是因为课题太大，条件受限，调查各国观众怎么样看好莱坞电影只是将前人的相关数据拿来再做一个量化分析，缺乏经验性的材料。
    除了各国的学者和学生们的论文发表，年会将专题演讲安排在了头两天的的中午，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教授、professor Linda Stiner分别对传播学理论的展望和公民使用新媒体进行专题演讲。尽管因为全英语的演讲，在理解上不那么顺畅，但是还是受到了提点和启发。还有一个亮点是头一天晚上的开幕纪录片，播放由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的谷雪儿老师导演的《最后的大东巴》，其实也可以作为人类学的一次质化研究的经验材料，在其后的访谈中谷老师还介绍了云南的殉情文化，虽然花费了六年时间翻山越岭的深入调查，付出心血结出的成果绝对是有分量的。
    三天的会议中不仅仅是接受学术的熏陶，国立交通大学还安排了其他项目，例如体验学院里的虚拟摄影棚，令人倍感新鲜但口味不太习惯的客家餐，新竹夜市游以及最后一天下午参观张学良故居以及三毛故居，感受台湾的各种人文景观。我们也在三天的会议中交到了一些台湾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两岸的文化差异，双方的沟通出乎意料的好，就算谈论政治问题也秉持了客观的态度，没有发生之前想象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