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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畏而不可信的学术年代——刘再复
十年前，《二十一世纪》创刊之初，方正兄飞往芝加哥大学筹划，其风尘仆仆之状，至今印象犹新。当时欧梵、甘阳二兄和我皆是热心人，毫无保留地支持。到了海外，才知道学术论文几乎无处发表，仅此一项，就足以闷死。因此，一听说中文大学有心建设一个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学术刊物，便如闻福音。记得当时还讨论过刊物的名字，我有点悲观，便开玩笑地说，可叫做《世纪末论坛》。因为我又知道，在商业社会中，学术刊物全是孤岛，财少气弱，能有世纪末期的十年寿命就不错。没想到，《二十一世纪》果真苦撑到二十一世纪，名副其实，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庆贺了。
《二十一世纪》创建初期，我的态度比较积极，近几年则有点疏远。主要原因是对９０年代故国学术状况有点失望与害怕。这不是说，９０年代没有好的学术成果产生。好著作还是有，如季羡林先生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等等，都是学术上品。我之所以失望，是看到太多文章表现出下列几种不健康的状态，这些状态不仅使学术界变得可畏而不可信，而且使我倦于阅读。
第一，学术姿态大于学问。无论是热衷于“国学”还是热衷于“西学”，许多文章“玩”的主要是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学术姿态，为了表现出学问的所谓“功底”，便刻意引经据典，刻意转述各种时髦的主义、后主义，这不仅使文章显得过于冗长庞杂，而且形成一种很厚的覆盖层。覆盖层之表是华丽，覆盖层之里是苍白。虽是洋洋万言，纵横恣肆，但立论并不清楚，作者要说些甚么也没想清楚。９０年代的学术文章没有覆盖层，倒有真问题；９０年代的学术文章有覆盖层，却少有真问题。这是因为真问题被语言和姿态所遮蔽，作者在自造的概念包围中迷失。
第二，世故大于学问。世故是与天真、诚实对立的一个概念。所谓世故，表现在学术上便是写文章均从利害关系出发，而不是从真理之爱出发。８０年代的学术，有些地方虽然幼稚，但毕竟有天真在，有生命真实的脉搏在；而９０年代的许多学术文章，包括许多年轻学人所作的文章，反而世故味很重，尤其是一些反省８０年代的文章。８０年代的反省，是对极权的批判与反叛，这是反叛者之音；而９０年代的反省，则是反叛反叛者。这种反叛作为另一种质，是媚上与媚俗。一有世故之念，就不敢触及社会现实的根本与理论的根本，“经世之学”方面的学术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发展（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期，逃避现实根本的“经世之学”一定会失去灵魂的活力）。由于世故，也往往急功近利，所以学术的另一方面──独立精神架构方面，也看不到突出的成就。
第三，暴力大于学问。这里指的是语言暴力。许多文章名为学术，但留给人的印象最深的则是语言的攻击性与暴破性。这类文章没有认真地进入学术问题，倒是在学术问题之外下了许多功夫。这些功夫包括抹黑性的命名，包括揭露阿Ｑ疮疤的策略，包括暗示对方乃是官方别动队或帝国主义别动队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干脆使用三十年前的红卫兵逻辑和造反派语言，用一句话或一个偶然事实暴破一个学者一生的卓越建树（如对钱穆先生的暴破）。关于语言暴力进入文学、进入政治、进入学术的问题，我在今年七月维也纳“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学术会上，通过《告别语言暴力》的发言作了揭示。语言暴力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负面产物，后来经过数十年的文学、文化革命运动的发酵，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对语言暴力不作认真的批评与遏制，那么，学术文化界从今往后将不得安宁，整个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将会恶劣到难以设想的地步。在《二十一世纪》创办十周年之际，我要再次呼吁学术界的朋友放弃语言暴力和抵制语言暴力。
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相当恶劣，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均无一张平静的书桌。战争时期受到炸弹的震荡，和平时期则经受政治运动的震荡。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激进政治更是带给学术以致命的危害。但是，我们现在则不幸地看到，带给学术生态环境以污染和破坏的，不仅来自激进的、缺乏人文眼光的权势者，而且也来自心胸狭窄的知识份子本身病态的作风与心态。后者的两种心态一直使我害怕：一是年长者的帝王心态；一是年轻者的农民起义者心态。两者都是自我感觉太好，都缺少平常之心。具有帝王心态的人，只知让别人膜拜、颂扬、服务，不知尊重他人与提携他人，误认为自己的几部著作真有雄镇乾坤之力。具有农民起义者心态的人，则一味想走造反捷径，一味幻想通过几番“暴破”而翻身解放，鸡毛上天。面对这两种心态，我格外缅怀蔡元培和胡适的作风，他们是改革者，而且成就卓著，但始终虚怀若谷，远离帝王趣味与造反派趣味。
近几年，关于中国的未来走向，知识界的看法很不一样。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在呈现为不同的学术方向，不争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争论中守住学术上应有的心灵原则与尊重对方的原则，维护学术尊严与学术纪律，则是共同的责任。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一定要导致知识界的分裂。我非常欣赏美国的思想先驱者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的一句话：“我从不因为宗教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分歧而抛弃任何一位朋友。”创造一种争论的朋友状态而非敌我状态，拒绝语言暴力进入刊物，这应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光荣使命。作为一个编委，表达这点期望，也许不算非份。
作者：刘再复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