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下午，由所长张祥云教授主持，高教所全体师生在师范学院国际会议A厅举办了第86期学术沙龙，全体师生围绕两会提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层次的全面解读。师生们发言后都整理成文，于是，会议室的座谈变成网络的笔谈。

目录：

办自主、开放、创新的大学——《规划纲要》解读的大学立场——张祥云

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从取消分批录取始——杨移贻

《规划纲要》的特点、亮点与缺憾——李均

统一性与多样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灵魂——王燕华

《纲要》体现极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成熟性——汤钱蓉

关于教育公平的一点建议——向月梅

关于文科研究生教育的一点思考——赵文君

研究生应该如何培养——刘馨

关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几点浅思——邹晓莉

不重视不等于不需要——丁萍

决策民主的体现——蒋铁汉

高等教育的公平、分层与定位——陈冉

这是一个中国教育“休养生息”的规划——邢大惠

中国为什么不能再出几个蔡元培——张慧

办自主、开放、创新的大学

              ——《规划纲要》解读的大学立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凡22章共26000多字，是一部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育理论成果的集中凝炼、教育实践成果的系统凝聚，尽管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教育事业是一项不可由少数人替代完成、而必须多数人合力完成的思想性和精神性事业。《规划纲要》作为2020年的理想愿景，其社会影响力的大小首先取决于社会各界人士思想、精神参与的广泛程度和“共振”幅度。自觉参与讨论《规划纲要》是一种社会责任。解读就是参与，参与就是力量，发出声音就是贡献。

《规划纲要》是一部系统的中国教育未来发展蓝图，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讨论，我现在仅从大学的立场，集中谈谈《规划纲要》给我们大学的改革和发展释放出的最重要信息。我认为，概括地讲，《规划纲要》所描述的大学理想愿景是要努力办出自主、开放、创新的大学。

一、坚守教育的基本道理

教育中基本的道理任何时代都是值得坚守和强调的。《规划纲要》重申和强调了办学校的基本道理：“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学校不是政府，学校不是公司，学校不是工厂，学校不是军队，学校不是科研机构。学校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让人才得到成长。但是，教育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我们不可能在真空里办纯粹的教育。政治的力量容易把学校办成政府和军队，经济的力量容易把学校办成工厂和公司。教育的道理往往是弱势的。因此，在社会洪流中办学校、搞教育，就既要特别坚守教育的立场，又特别需要政治智慧、经济思维和社会力量整合能力。现代社会办学校，比任何时代都艰难复杂，而办大学，则是其中最艰难复杂者。

二、办自主的大学

我们不能在“社会真空”中办大学，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办大学。关系意味着博弈，意味着较量，意味着牵制，意味着互相渗透。大学是生产知识、产生思想、培育精神的场所，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和成长必须依赖自主自由的氛围。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生产文化知识和精神维他命的场所。维他命不能多，但少了，人是要死的。国王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给身处社会边缘的社会极少数——大学这位弱不禁风的“秀才”以特别的保护，以免被社会中强大、强硬而强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所“收拾”。大学自治和大学自主的传统应运而生。大学也就成为了长期生产和输送文化、知识和精神维他命的主要园地。大学的自主源于大学工作性质的内在要求。社会进入现在的后工业时代和所谓的知识社会，社会已经知识化，知识、技术和文化已经以市场化的方式弥散性地对社会整个系统各方面深入而广泛地渗透。当市场被知识化，而知识又被产权化，大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就直接维系一个国家的强弱和安危，大学或高等教育就成为国家振兴和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地。大学的知识和技术生产能力成为当代国家、区域和城市竞争的焦点。于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们意识到，自主的大学不仅是大学发展所必备，也是国家发展所必需。广泛而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的精神条件和制度条件是超越社会制度性质的大学自主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好了大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就是保护好了国家的安全。于是，还大学于创新的氛围，还大学于自主的权力就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共识。

所以，《规划纲要》这次大篇幅的从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内部三个维度上，就“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三个方面对大学改革的自主性目标进行了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并强调，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在增强大学自主性，为大学松绑方面，我认为，深圳市正在做的“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方案和我们深圳大学的改革，都应该深刻领会王荣代市长在深圳大学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王荣代市长鼓励我们，面对国家给以的改革政策，我们要象“吹气球”那样，吹到最大，吹到不暴为止，也就是当年深圳人敢想敢试的策略——要把政策用足。

自主的大学是个系统，我们即便不可能一步到位完成这个系统，也应该对“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进行改革试验。结合深圳高等教育的现状，参照《规划纲要》要求，深圳在以下重要领域、关键环节上是可以做尝试的。1、学习香港经验，《大学条例》立法，以立法形式明确政府与高校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政府依照《大学条例》对学校进行宏观管理、绩效评估和审计监察，大学依照《大学条例》自主办学；2、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3、建立大学审议委员会，对大学的规划和实施结果进行具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权威的审议，对校长实行问责制，政府减少对大学办学过程的干预；4、建立大学拨款审议委员会，改变政府对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建设和发展项目惯用的零散审批、层层审批，多部门审批的方式，放开大学发展的手脚，强化大学应对社会变化的自主能力；5、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真正落实《高等教育法》中关于由校长推荐副校长人选的制度，保留校长对副校长人选的提名权和否决权，使大学领导班子变成真正的团队；6、建立大学法人财产权制度，学校的资产学校有权自主使用，建立经费包干使用制度，学校自主安排经费使用，结余留用，建立发展基金；7、扩大高校人事管理自主权，在政府核准的编制总额中，学校自主设置机构、自主设定岗位、自主招聘职员、自主评定教师职称、自主实行校本工资制；8、高校自主设置专业、学科；9、取消不合理的招生限制，试行学校自主招生。以上这些方面，都是《规划纲要》的弹性表达中可以尝试去探索的领域。

三、办开放的大学

开放性，是信息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市场化社会、知识化社会时代大学发展战略的基本性格，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应对，是判断一所大学是否合乎时代要求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学日益散失了知识的霸权和垄断权，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一并成为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源，大学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爆发了如此严重的知识权威危机，而且，这样的危机是必然发生的，正在蔓延，成为时代趋势。因此，一方面，大学从来没有过的被社会所需要，拥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地位，而另外一方面，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大学对知识的引领性却又受到了知识本身的严峻挑战。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走出樊篱内的自我，融入社会。大学发展的战略思维应该是，立足城市办大学，立足社会办大学，将大学与城市、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代大学与城市和社会的关系甚至可以诗意地描述为“大学即城市，大学即社会；城市即大学，社会即大学”。面对城市和社会，大学需要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胸怀、大视野、大格局、大变通、大境界。当代大学必须主动积极投身于城市和社会之中去，让自己“无处不在”。“走出去”的同时“引进来”，整合社会智力资源直接参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学校管理。当代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在短短数十年的办学历史中上升到世界先进行列，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开放性”方面做足了文章，比如英国著名的华威大学。

在《规划纲要》中，对于办学的开放性，提出了系统的策略。1、在人才培养方面，历史性的第一次强调要“树立系统培养观念”，这个系统是个大系统！不是囿于一所学校，不是囿于教育部门自身来培养人才，而是要着眼整个社会，形成上下左右沟通，各种有利因素汇聚的人才培养大格局。要“推进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鼓励高等学校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2、在社会资源整合方面，强调大学发展要“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3、在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方面，强调“开展由政府、学校、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4、在扩大教育开放方面，系统构建了大学发展的国际化策略，其中的(四十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四十九)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五十)提高交流合作水平，策略描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5、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强调“全面实行聘任(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制度；探索协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建立非事业编制合同制专职科研队伍”。要办开放的大学，在人事制度上就必须突破“固定编制”、“固定人员”，“固定工资”的僵化格局，加强“流动性”、“变通性”、灵活性和“临时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大学发展中的开放性变成时代的要求，那么，大学这个大平台里，教师中的固定编制与非固定编制人员的比例很可能会发展到5：5，甚至教师中的非固定编制人员大大超过其固定编制人员。只有如此灵活的人事制度，才能应对社会对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挑战。

四、办创新的大学

《规划纲要》在序言中强调：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惟有改革创新才是大学的出路。创新的目的是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研究出创新性成果，办创新型大学的核心内涵正在于此。序言中强调要“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其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核心内涵是创新能力。因为

21世纪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因为国家核心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越来越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的能力。因此，国家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而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维系着一个民族的强弱。据研究，美国的财富95％是1980年以后创造的，这得益于当代美国大学培养的大批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因为美国大学生中20%--30%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美国二战后50﹪的创新、95﹪的根本性创新是由小型创业企业完成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有力说明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创新—创业特点，以技术创新或先进技术为核心。但是，我国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却明显不足。根据2007年的数据,中国大学毕业生直接自主创业者仅占全部毕业生的0.26%，与美国的差距大得惊人。根据2005年《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我国高中及高中以下的创业者人数是大学水平的创业者人数的23倍多，学历越高，越没有创新—创业的取向和能力，“钱学森之问”，我们无法回避。据统计，中国高校虽然每年取得6000项至8000项科技成果，但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据教育部2004年的报告显示，全国97家比较早创立的学生企业，盈利的仅占17%。从以上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大学教育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确存在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直接与国家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因此，办出创新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国家意义。《规划纲要》就树立人才培养的观念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详细的表述。我认为，创新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个性；创新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文化；创新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态。我们要想办出创新的大学，就必须整体改革，系统调理，别把创新仅仅当成个人的聪明才智。而自主、开放、创新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大格局”。自主也好，开放也好，要是不能转化为创新，就变得没有了意义。

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从取消分批录取始

杨移贻教授

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在全国“两会”引起热议，舆论界和广大民众也高度关心这个问题。《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由序言、四个部分和实施组成，共22章、70条，约27000字。提出一系列具体目标，其中，涉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具体将高等教育的是第二部分第七章，就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和优化结构办出特色提出比较具体的改革发展思路。而最受民众关注的则是第三部分“体制改革”中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这两条。

可以预料，《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将给深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加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的实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和试验区的深圳，必将抓住机遇，敢为人先，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再立新功。

下面，就高校招生制度改革谈一点看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教发展的战略重点，从规模扩充向提高质量、调整结构转变，深化改革涉及高等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近年来，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从专家到民众，提出了不少改革的思路。

我们认为，高考招生中划分一本二本、专科民校等不同等级分批录取的办法存在许多弊端，亟须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应该从取消一本二本等分批录取的做法开始，实现各类高校自主录取、同时录取。

现有划分批次、分批录取的办法，首先是将高校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即重点院校、一般院校、高职大专、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等等，然后在一个层次的高校里面，有划分更多的等级。例如，在本科层次，就划分为所谓一本、二本和三本，分别是指高考录取时在第一批次进行录取的本科院校、在第二批次进行录取的本科院校、在第三批次进行录取的本科院校。其次，根据当年生源和计划录取人数等情况，对全国统考的考生，按高考分数从高到低划定与高校等级对应的录取分数线，如一本分数线、二本分数线，考生只有达到某一分数线，才能填报相应等级高校的志愿。例如，某年某省一本录取分数线划定为600分，某考生高考成绩是599分，那他就失去填报一本高校的资格，只能被二本或以下高校录取。

这种划分一本二本分批录取的办法，对维持录取工作秩序、减少操作成本、提高效率有一定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其弊端也日益凸现。

首先，划分一本二本的做法，完全是人为的，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某个被划为二本的大学，其生源来自本市、本省和全国三个部分，每年招生本市生源是该省二本的分数段，市外省内的生源高考分数接近一本分数，而在全国招生部分则为各省一本的高端，往往还超过该省北大清华的招生分数线。而有一些被划为一本的大学，多年来要靠降到二本才能完成招生任务。这充分说明所谓一本二本的划发是缺乏客观依据的。

其次，这种做法违背了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的原则，剥夺了考生报考心目中理想学校的权利。往往因为一分几分的差别，就失去报考某些大学的权利。同时，也造成一些考生只认名校不论专业，甚至执拗地“非北大清华不上”，宁愿复读再考。

第三，划分一本二本招生，是一种“唯分数是举”的做法，违背了教育“有教无类”的思想，也有悖于“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不利于人才选拔和培养，助长了应试教育。就是按照全国高考的成绩，把报考志愿者的分数从高到低排列，择优录取。因此，划分录取分数段其实就是“高分即优生”观念的现实演绎，使不少综合素质高、有创新意识的学生因为高考成绩不佳而被拒于“名校”门外。这种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由一本二本三本到专科到民校的录取方式，助长了“分数至上”的人才观，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

第四，划分一本二本，实际上就是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而这三六九等不是因为高校办校水平为社会认可所得出的，而是有教育主管部门“钦定”的，其结果不仅造成生源分配的不合理，少数“重点大学”获得优质生源的优先选择权和垄断权，导致高分生源越来越聚拢于少数“名校”的马太效应，而且造成社会对非重点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的歧视，衍生的结果，连毕业生就业、落户也遭到政策性歧视。有些地方就规定，只招收211、985大学毕业生。一些办得好的普通高校、民办高校永远只能招收较低分的考生，限制了其发展，而一些办的不怎么样的“一本”高校，却能够凭借“出身”安享第一批录取的优越地位。这种“唯出身论”的招生录取政策严重干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不利于教育的公平竞争和均衡发展。

改革的思路：

一是改革录取办法，取消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划分一本二本等分数线，使学生按高校等级填写志愿、高校依等级先后录取学生的做法，打破由政府钦定的重点大学对高分考生的垄断，让学生任意填报志愿，让各类学校自主录取、同时录取。这样有利于避免高考高分考生过度集中在少数重点大学而适度地分流到更适合他们发展的高校和专业。

二是改革高考制度，变“一试定终身”为多元多次测试和录取。多元就是把现行全国统考成绩为唯一依据，变为测试形式上包括高中毕业会考、智能水平测试（类似美国的SAT）、综合素质评价三项成绩为高校录取依据，加上高校自主命题、中学推荐等多种形式；多次是指把现行每年一次的的全国统考，改变为每年多次（例如3～4次）的智能水平测试，学生可以自愿参加多次测试，以自己最满意的成绩作为申报高校的成绩。这样，高中毕业会考及格是申请进入高等学校的基本条件，智能水平测试成绩是各类高校录取的主要依据，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是高校录取的参考因素，考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多次考试，申请什么高校的主动权在考生自己。

三是把高考交给社会。取消全国性统考，改由由专门的考试机构负责承办，学生可以直接向考试机构申请报考，考试成绩直接发给学生本人，作为学生向高校提出申请的证明之一。学生参加高考（智能水平测试），中学可以提供指导和辅导，但是报考高校的工作，包括申报志愿、报名、公布录取等，都由高校和考生直接联系，原则上和中学脱钩。这样可以改变现在以高考成绩作为评价中学、驱使中学热衷应试教育的状况。

四是逐步实现高校自主招生录取。自主招生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定考试时间、考试方式和录取标准，脱离全国统考统招（现在的自主招生试点，院校初步录取以后还要参加统考，而且成绩还要达到“一本”录取线以上）。学生参加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基本条件一般是高中毕业会考合格，可由学校推荐也可自己向有关高校申请；可以申请多所高校，高校和考生之间“双向选择，各取所需”。学生可能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由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

高考招生制度关系到教育的公正公平，对整个教育有导向作用，也关系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应成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规划纲要》的特点、亮点与缺憾

李均教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出来后，引起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热议。这部教育改革文献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亮点和新意？还哪些缺憾和值得商榷之处？我认为，理性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要站在教育政策史的角度，与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重大教育政策进行仔细的文本对照，并充分结合当代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教育领域的全面改革始于1985年。从1985年开始，教育改革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央都有一部重大的教育文件出台。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全面启动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个文件在“三个面向”指导下，所形成的一系列改革思路，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性，甚至说是有革命性意义的。如果找亮点，这个文件可以说通篇都有，如我们熟悉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后勤社会化等等都是在这部文件中提到的。可以说，《决定》在教育改革史上里程碑意义，后来者无法撼动。80年代的人确实有一股前所未有的改革激情，这些热情我们今天很难再现。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场轰轰烈烈改革的很大一部分项目在1989年后陷入中断或停滞。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教育改革再启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教育改革再启动的标志性文件。与《决定》相比，《纲要》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改革的特征，措施更为具体可行。如确立了高等教育宏观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提出社会力量办学的“十六字方针”、启动投资体制改革，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给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一针强心剂，使这个文件改革的步子比较大，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纲要》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后来的的“八字方针”（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相比改革的大刀阔斧，《纲要》在发展上所追求的目标是比较谨慎和稳妥的，如高等教育提“内涵发展”。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提速是在世纪之末的1999年，此前一年朱镕基政府上台后提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任务，次年就按这个精神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研究高等教育的都知道，这个文件最大的亮点第一次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的目标。在就是建设一流大学、实施高层次创新人才工程等。如果说，《纲要》是改革大于发展，《行动计划》则相反，发展突飞猛进，而在体制改革上新提法不算多，这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央教育政策的侧重点。但是1999年大众化的车轮一启动，规模大扩张，很多体制性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不改不行。所以，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于次年搞了一个第二轮《振兴行动计划》。这个文件的亮点是重视质量问题，还有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以及提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等。这是近20年多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大线索。总体上看，“三个面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等是这些文件的共同指导思想。

《规划纲要》出来后，我仔细与上述几个重要教育改革文件进行比较。从政策文本本身的特点看起来，《规划纲要》以下三个特点：

——从政策文本结构看，制定者设计了发展、改革、保障三大任务，试图追求一种改革、发展、保障的平衡和协调。6项发展涵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包罗万象；6项改革涉及各类体制改革及扩大教育开放，包罗万象；6项保障是从改革和发展需要得到支持和保障的条件，从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师资、经费到实施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面面俱到。这说明，政策制定者已经走出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误区，充分具备了全局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思维，统筹考虑教育改革与发展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二从政策制定过程看，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每次重大教育文件的制定都进行了专题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这是常规套路。但这次《规划纲要》前提调研之充分、征求意见范围之广、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数量之多都是史无前例。去年1月上旬至2月底，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建议210多万条。这次又进行第二轮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这是政策制定过程民主化的体现。

三是从政策的内容看，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工作重点，特别是对公平的重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公平的一贯政策。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教育公平在教育理论上讲了不少，但温总理的这句话让我们听起来很温馨，倍感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要说《规划纲要》的亮点是不少的，如提倡教育家办学、给中小学教师评正高职称、给出达到4%的时间表等。

就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而言，我认为亮点不算太多，总体比较平淡。

文本的第七章专门谈高等教育，第18-21条，反映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基本上是老生常谈。这是不是指责政策制定者没有新东西，而是有些东西就是要老生常谈，目的是为了强调。像人才培养，是永恒主题。“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是每次制定重大规划必须强调的，即使没有新东西也要强调。具体的措施上，如弹性学制、文理交融、创业教育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实践中有多年探索的。去年我参加学校总体改革方案的编制，这些都在我们深圳大学的教学改革的本文中。

第22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建立高等教育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结构问题是黑箱，怎么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难题。过于单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造成大起大落，是教训，现在提出动态调整机制是个很好的思路，但这个机制是什么？还不清楚，有待于我们高教研究工作者来探讨；二是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这句不大显眼，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后面第66条，还有一条是加强中西部地方高校优势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历来国家颁布重大教育改革文件，是完全不重视地方高校的。特别是1993《纲要》以后，高等教育的兴奋点在所谓一流大学的建设上，搞了十几年，到现在一流大学没见到，地方院校却日益边缘化。大众化的主力部队是地方高校， 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908所。其中，地方高等学校1802所，地方普通高校占普通高校总数的94%以上。可历次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教育文件中基本没有地方高教的位置。这次有点进步，但仍然有缺憾，我认为，支持地方高教，仅仅给钱不行，要政策与资金并重，仅仅给钱是施舍，既给钱又给政策才是真正的扶持。同时，仅仅注意中西部地方高校也不够，全国的地方高校都要得到进步和发展。三是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其目的是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但这个政策最怕绝对化，把学校分类定位给定死了，不仅人为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还束缚了学校发展的空间和手脚。

可见，整个第七章高等教育，虽然没有什么亮点，但确实给我们高教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课题。

第三部分体制改革，都是与高等教育有关的。亮点至少有两处：一是招生制度，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完善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这些思路是不错的，但还不全面，像章必功校长提出的取消“录取批次”就没写上，这个也很重要。二是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值得肯定的方向，但“逐步”两字太暧昧，“逐步”究竟是多久？是50年，还是100年？作为规划要表达改革的诚意，应给出具体时间表，否则又是忽悠百姓的一纸空文，不了了之。当然，现有大学搞行政级别也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取消行政级别也有一些弊端，很值得探讨。这一部分其他涉及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新东西寥寥。

最后再说说这个文件的几点明显缺憾：

一是指导思想中关于教育方针的表述太过陈旧。杨东平教授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我是与他所见略同。前面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我们坚决支持，但后面教育方针的表述是不是可以根据时代的精神做大的修改？我查了一下，这个方针的表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早是1991年李铁映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后来又一些表述上的变化，但建设者和接班人一直没有动。这个提法会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产生歧义和误导，很容易让人误解，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两类人，一类是建设者，一类是接班人；建设者是劳力者，接班人是劳心者。一个教育方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很麻烦的，甚至会导致中国特色的教育“双轨制”。

二是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还要提40%，值得商榷。我是坚决支持大众化的。但这十年扩张速度太快，产生的问题太多，未来10年高等教育需要休养生息，把重点真正转向提高质量、改善结构上来。专家分析，这个40%不是问题。现在如果一个学生都不扩招，我们可以增长10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18-22周岁年龄的人口分母在未来十年当中是下降差不多4000万人，等于说我们现在零增长也可以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5%。但我看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目前高等教育总规模包括成人高等教育，还有庞大的自学考试人数。这些年成人高教这一块已经开始出现萎缩迹象。未来10年，如果成人高教规模有较大幅度下降。毛入学率要达到40%的目标，普通高等学校仍然存在一定的扩招压力。所以，我认为提40%，不如直接说稳定现有高等教育规模，不增加，也不减少。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来提高毛入学率的含金量，提高质量、改善结构、遏制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三是对大学生就业问题似乎已经束手无策。通篇文件只有19条说“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第66条“毕业生就业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前面说的历次文件都把毕业生分配或就业改革作为大问题，2004年的第二轮《行动计划》还专门有一个“毕业生就业工程”。就业难是目前大众化后最大的难题，《规划纲要》就拿一个“指导”，一个“监测”来应付，实在说不过去。

四是对教育部权力的削减和约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第45条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但放哪些权要讲清楚。教育部权力太大，不仅掌握行政权力，还掌握大量财权，是不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教育部？我查了一下，关于“简政放权”这样的话，1985年《决定》有，1993年《纲要》有。但实际上做到多少？有些权是放了，但还不够。教育部要放权，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放权。教育部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权力太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很难落实，也形成不了办学的特色。《规划纲要》是教育部牵头制定的，要削弱自己的权力几乎不可能。这也引发我的一点思考：重大的教育改革规划，谁来制定？我想，涉及人才培养等规划，可以让教育部搞。但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应该由教育部牵头搞，可以让发改委、人事部来搞。

五是提出2020年“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对这个目标，我还是很怀疑的。1999年的《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这次，又把这句话拷过来，把时间再往后推十年。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就知道，没这么简单。当然，把时间拉得太长，100年200年也太悲观，但从现在的情况下，产生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似乎很难。同样的怀疑，还有所谓“高等教育强国”的时间表。发展教育是发展经济不一样，教育是需要积淀的，不能搞大跃进。我感觉，文件制定者对这些重大目标的实现，有些过于急躁。

 统一性与多样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灵魂

王燕华副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大转变之一就是将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大国，而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和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将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最近正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两大中心问题就是公平和质量，其中对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不仅反映在《规划纲要》文本中高词频出现“质量”一词，也充分体现在文本内涵的各个方面，教育质量成为贯穿《规划纲要》的一条主线，在“总体战略”、“发展任务”、“体制改革”和“保障措施”四大部分中都有明确表述。质量问题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教育核心问题，而科学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是检验、评估和监督高等教育质量的直接手段，《规划纲要》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有两大突破性亮点：一是强调树立“全面的质量观”；二是把提高质量作为体制创新的目标，强调从制度和机制建设上落实教育质量的提高，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教育质量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的问题，确实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和必须拿出实招、硬招来解决的时候了，要落实好《规划纲要》所明确的以上两大理念和指导思想，我认为要从操作层面切实解决两大问题：

一、将统一性与多样性落实到全面的质量保障体系中

“全面的质量观”必然是融统一性与多样性为一体的质量观，这一原则尤其应该体现在全面的质量保障体系的设计中。评估是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中国2008年截至的首轮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在高校办学质量的基本规范规制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达到了相应的要求。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是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单一，典型的“一把尺子量天下”，面对不同历史与区域中的不同类型的中国高校，规模又位居世界第一，用同一套指标体系测量所有学校，显然不具有合理性。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社会组织，集多元使命与目标为一身，承担着多元化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其质量的评价标准不应该是单一性的。同时，高等教育又是一项公共事业，必须由政府主导、支持和监督，实施以满足公共性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必然需要相对统一的质量标准。要建立适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大学组织特性的质量保障体系就必须将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这是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提出的“全面质量观”的基本前提。关于这一点，美国和欧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适当借鉴和整合。美国虽然有着地方分权和大学自治的传统，但在质量保障体系上能够体现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美国拥有高等教育认证协会（CHEA）和联邦教育部（FED）两大质量保障的合法机构，前者强调检查大学的办学活动与学校使命、目标的达成度，是一种注重特色和多元价值指导下的针对性评估；后者则希望用统一的测量系统和排名系统，包括统一的数据系统等，进行类比性的统一标准评估，以区分良莠。两种质量保障体系在统一性和多样性方面各有所长、相互补充。欧盟则强调以成员国家和省的利益为基础，推进高等教育一体化，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ENQA）的质量标准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统一性标准，但是除了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评价标准，ENQA还有针对各大学具体情况而设定的学校内部质量保障标准，可以说，欧盟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美国的质量标准更全面更规范，针对四类对象（专业领域subject、专业项目program、学校Institution、专题theme）从四个方面（评估evaluation、审计audit、认证accreditation、基标benchmarking）进行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考察和评估。比较美国与欧盟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是两种平行的质量保障体系互为补充，欧盟的特点是在统一标准下又有各校的内部细化标准；美国是横向并列的互补模式，欧盟是纵向渗透的递进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兼顾了高等教育质量内在规律与特性，建立一种融统一性与多样性为一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回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形式相对单一，评价方式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程式，在系统设计、指标体系、评估方式、评估对象等方面的完整性与互补性不够，确实应该在“全面的质量观”指导下进行全面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二、在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中注重多样性的原则

在“全面的质量观”指导下，把提高质量作为体制创新的目标来实现，就必须建立健全一系列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和机制，在制度和机制设计上体现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我国长期以来的高校行政体制决定了高教质量保障制度的统一性有余、多样性不足的特点，因此要在多样性上重点下功夫，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看作既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系统，用多种方法分析和考察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首先，对质量保障体系中的评估对象进行分层分类，结合中国的行政体制特点，尊重并肯定学校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根据各个院校的不同使命对其绩效进行针对性的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期望。比如可以综合考虑学校的行政关系、投资主体、科研规模、办学特点等各方面因素，将我国现有的约600所普通公立本科院校分为几大类，根据每一类院校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其评估的重点项目。这样做可以适当避免因评估导向带来的办学雷同、千校一面的现象。

其次，对质量保障体系中评估客体进行多元化设计，改变现有体系中只对学校进行整体评估，评估内容无所不包的现象。要根据高校特点对评估客体进行细分，除了整体评估学校，还可对专业、学科等进行评估，并将各个项目常规化，目的是避免“大工程”效应带来的一哄而上及造假等负面影响，减少干扰，让本应在校园中平静完成的质量评估工作平淡无奇自自然然的发生。质量是组织的生命线，它理应在每时每刻中维系组织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不能成为搞突击、做政绩的手段。按照多元化的设计原则可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估客体细分为学校总体评估、专业评估、学科评估、学校排名、专业排名、毕业生跟踪调查、全国性教育专项评估（如一年级新生教育的调查）等，而且各种体系之间建立联系，相互认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使质量保障体系逐渐规范化、日常化。规则和标准是针对不守规则和不按标准办事，一旦质量标准成为了所有人的一种自然习惯，它也就对人失去了作用力。

再者，质量保障体系中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参与是科学评估的基础，要逐渐改变目前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评估的单一模式，积极推进各省市、全国专业协会、高校等各级各类评估主体建立质量保障机构。在评估专家选拔机制上要实行严格的专家遴选制和建立专家库，推选出与评估内容相适应的评估专家参与评估，尤其要提高评估专家的专业化水平，建议在二级学科层次上聘任专家，尽量缩小专家对评估内容的认知差距，真正做到内行评估内行。同时还要适当吸收高校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与评估，如学生、行业代表、用工单位雇主等。

最后，对质量保障体系中的评估方式进行多样化设计，除了现有的评估方法，还可引进欧盟的一些成功做法，如认证、审计、基标、专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制度等基本考察方法。总之，要超越现有单一评估模式，站在整体观和系统观的高度，将统一性与多样性融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

《纲要》体现极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成熟性

2007级研究生   汤钱蓉

关注国家在各方面尤其教育方面的政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