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6月，李均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约稿，为该报撰写了《生拉硬扯修“校史”  牵强附会成“笑史”》一文，质疑了湖南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校史，提出“校史追溯是一项很严肃很细致的工作，需要在进行严谨的论证之后，方可确定本校的建校时间。如果不尊重历史，生拉硬扯把某所本来与己没有多大关联的学校当成前身，随意更改或延长校龄，不仅对大学的发展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把大学的‘校史’弄成贻笑大方的‘笑史’”。该文发表后，引起书院研究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的质疑。他于当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为湖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岳麓书院辩护，其证据为两点：一是1929年版《湖南大学一览》有相关记载，二是湖南大学除了继承岳麓书院的校址和校产外，还继承了岳麓书院的精神等。11月，李均再撰文认为邓洪波教授的两点证据不足以证明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并提出了自己关于校史追溯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大学校史追溯是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关于大学校史问题的争议不断，正是因为学术界缺乏对校史追溯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此做一些讨论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特地将李、邓两教授的三篇文章转载，也是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关注这一问题。

 

 

 

 

    有一天与几位教授无意中聊起现在某些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一位教授表示，现在校史追溯缺乏一个基本标准，某些大学尤其一些重点大学很随意地更改建校时间，这是很不严肃的行为。如武汉大学的前身分明是民国初年建校的武昌一所师范学校，却偏要把建校时间追溯到和该校毫无关联的清末的湖北自强学堂，把校龄“变老”20年。另一位教授讲，湖南大学将其校史追溯到宋代岳麓书院实在是牵强附会，照此追溯，该大学比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要历史悠久啦！一位教授插话道，2001年合并组建的江南大学，第二年就举办了百年校庆！

    这实在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近年来，一些大学为了让自己的“年龄”更大一些，可谓费尽心机。只要抓住一点点线索，就拼命往上追。对于上文提到的3所学校的校史追溯，只要稍作一点严谨的考证，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武汉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是把自己的建校历史从1913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算起，1983年该校曾经举行过70周年校庆。但仅仅过了10年，该校却在1993年隆重举办100周年校庆，因为该校决定把学校的前身更改为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武汉大学其实与湖北自强学堂并没有继承关系。湖北自强学堂由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1902年，该学堂迁至武昌东厂口，更名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前夕，该学堂因为经费拮据，被迫停办。辛亥革命后，该学堂的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1913年，民国政府委派教育部视学贺孝齐在原方言学堂校舍的基础上筹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后来几经更名，于1928年正式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由此可见，武汉大学的前身只是利用湖北自强学堂旧址新建的学校，并非接着办学。所以，该校的历史只能从1913年算起。

    湖南大学的情况完全一样。该大学认定，其前身是建于976年的岳麓书院。但据考证，岳麓书院经过近千年的演进，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只可惜这所学堂在1912年就完全停办了。换句话说，那所著名千年学府到1912年就只剩下书院遗址了。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组建，校址就在岳麓书院的遗址上。湖南大学仅仅利用岳麓书院的校址办学就可以把学校的历史追溯岳麓书院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001年由无锡轻工业学院等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江南大学，第二年就搞了百年校庆更是荒唐。原来，这所大学前身之一的无锡轻工业学院建于1958年，是以当时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为基础建立的，而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又是在院系调整的时候由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校的有关系科组成。也就是说，江南大学前身之一的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前身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有一小部分教师和学生是从南京大学的食品工业系分过来的，因此新组建的江南大学校史就与南京大学的校史完全“接轨”了。由于南京大学的前身的前身的前身是1902年张之洞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因而新建的江南大学也跟着当上了“百年老校”！

    为何国内不少高校热衷于把自己的建校时间随意延长呢？除了当前校史追溯缺少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和规则之外，还可能暗藏着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大学缺乏基本的自信心！大概认定自身欠缺实力，若靠教学、科研成绩来提高学校声望速度太慢或希望不大，所以试图借助更“悠久”、更“古老”的历史，让学校跻身“中华老字号”，以为这样就能成为“名牌”。如此提升学校声望之法恐怕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也是绝无仅有的？！

    据说，也有不少学者建议北京大学把建校历史改为公元前124年！因为这一年汉武帝建立了官办中央大学——太学，此后历朝历代沿袭汉制，皆建立太学或者国子监，一脉相传，直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诞生为止。因为京师大学堂是“顶替”国子监的，所以北大的前身就是国子监，而国子监的前身就是太学……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中国高校的“龙头老大”，北京大学尚有充分自信，就没有在校史上大做文章了。

    校史追溯是一项很严肃很细致的工作，需要在进行严谨的论证之后，方可确定本校的建校时间。如果不尊重历史，生拉硬扯把某所本来与己没有多大关联的学校当成前身，随意更改或延长校龄，不仅对大学的发展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把大学的“校史”弄成贻笑大方的“笑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育版6 月24日发表李均先生《生拉硬扯修“校史”，牵强附会成“笑史”》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指武汉、湖南、江南三所大学，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将“校史”弄成了贻笑大方的“笑史”。武汉、江南校史如何，因无研究，不便评价。至于湖南大学部分，我们强烈质疑李先生的“据考证”是假的，不仅没有考证，而且有不顾事实、故意造假，将湖大“校史”“生拉硬扯”成“笑史”，以求哗众取宠之嫌，有违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为正视听，谨分条质疑如下：

    其一，李文称“该大学认定，其前身是建于976年的岳麓书院。但据考证，岳麓书院经过近千年的演进，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只可惜这所学堂在1912年就完全停办了。换句话说，那所著名的千年学府到1912年就只剩下书院遗址了。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组建，校址就在岳麓书院的遗址上。”

    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凭空造出一个14年的“书院遗址”，然后将这个遗址作为校址来组建湖南大学，是为李先生编造的“笑史”，与湖大“校史”无关，正版的《湖南大学略史》是这样写的，谨摘录如下：

 

    湖南大学历史，上承岳麓书院……清季西学东渐，科举废，学堂兴。巡抚赵尔巽于光绪二十九年奏请改岳麓书院为湖南高等学堂……于高等学堂外更设实业学堂……宣统辛亥，革命军起，高等学堂停办。翌年，改建民国，湘督谭延闿拟就岳麓创办湖南大学，议定而事未克举，遂改迁优级师范学堂于岳麓，易名为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六年，高等师范停办，适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即实业学堂之易名，呈请省政府提款建筑新校及工场，省议会议决，以岳麓房舍拨归工专……十三年，省长赵恒惕主设省立大学，指定岳麓为校址，而以其时已有之工、商、法三专门学校改组之，名曰湖南大学。延至十五年二月，始正式成立……盖湖南大学者，仍立于昔日岳麓书院之地位，而为湖南教育之重心。自清季至今三十年间，屡经变易，由书院而学堂，而学校，而大学，制度虽不同，而其为湖南人文之中枢，则今昔未易也。计自清季改学堂以迄现在大学，前后毕业者不下二，致身于政、学、实业各界，颇多能自树自立，成绩已斐然可观……

 

    以上摘自1929年版《湖南大学一览》，这是湖南大学首次正式向社会发布的校史文本。从此以后，虽文字描述稍异，但依“由书院而学堂，而学校，而大学”撰写校史的范式则一直保持不变，民国时期是这样，共和国时期也是这样。如果说李先生“考证”了湖南大学校史，就不应该对湖南高师、工专的接续办学视而不见。因此，我们怀疑所谓的“据考证”是假的，确如李先生自称，只是“几位教授无意中聊起”的“笑史”，不能格之于“校史”的史学规范。

    其二，李文称：“湖南大学仅仅利用岳麓书院的校址办学，就可以把学校的历史追溯到岳麓书院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又是李先生自造并强加于人的“笑史”，是李氏版的莫须有之罪。据我们所知，湖南大学论与岳麓书院关系至少分物质与精神两大层面。物质包括校址、校舍、校产几个方面，精神也反映于校训、校歌、校徽等几种形式，从来就没有“仅仅利用岳麓书院的校址”就把校史“追溯到岳麓书院”了。物质方面，兹举证如下：

    《湖南大学组织令草案》第四条称：“大学以麓山书院旧址及其附近地为校址，改建校舍。”《筹备湖南大学计划之省令》称：第一条称：“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及前岳麓书院所有一切产业，完全拨作湖南大学校产，即由该筹备处查明接收。”《湖南大学开学时委员长之报告》也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省长令拨三专校及前岳麓书院一切产业为大学校产，又拨三专经常费为大学经费之一部，并统筹补充。十二月二十九日，省会为便利扩充起见，将岳麓山工专附近地点划为学区，并规定数种特权。”

    需要指出的是，岳麓书院的田产，以“岳麓书院山长、老师食米田”“文庙田产”等名目出现在1949年10月《国立湖南大学接管委员会校产组总结报告》中，历经千年，转而为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服务。可知岳麓书院产业在湖南大学产业中的分量，它对学校的生存具有特别的意义，应该引起特别注意，受到特别重视。

    至于精神方面，就更为明显。如胡庶华校长在《释校训》中说：“本校于本年五月十八日第一一七次校务会议议决，以朱熹所题“忠孝廉节”，欧阳正焕所题“整齐严肃”为校训。盖二公先后在此讲学，所题八字，至今嵌在正厅两庑，实含有历史上之重大意义。当此世衰道丧之际，人心浇薄，社会凌乱，国土日蹙，纲纪荡然；欲恢复民族固有之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而此八字适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仅为吾校之特色已也。……吾校处山水清秀之间，精神易于散逸，思想易于放浪，身体易于萎靡，意志易于薄弱。故以“忠孝廉节”作其志气，“整齐严肃”振其精神。取屈贾之忠节，效朱张之廉介，法曾左之坚卓，慕黄蔡之勇毅，倭患不足平也。故欲恢复民族固有之地位，当先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忠孝廉节，整齐严肃，为吾民族固有之精神，尤为吾校千余年来相传之瑰宝，愿吾同学，勿以其旧而忽之，幸甚幸甚！”又如《校徽释义》第一条就说“本大学自宋创办岳麓书院以还，历时千载，遗规犹在，朱子所题“忠孝廉节”，欧阳氏所书“整齐严肃”，实为本大学历史上之瑰宝。曾经校务会议议决，取为校训，故绘入之，一以循书院之遗制，一以谋发扬我民族固有之精神。”《湖南大学校歌》也有“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歌词。凡此种种，都表明湖南大学之于岳麓书院是自觉自愿的继承。

    有鉴于不让“校史”变成“笑史”这一共同目标，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参照浙江大学校史由书院到大学的处理方式，理性地讨论千年学府湖南大学这一严肃的问题，愿意与李先生以及所有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们进行有理有据的论争。

 

 

 

 

    近日拜读邓洪波教授《也谈“校史”与“笑史”——对李均先生谈论湖南大学历史的几点质疑》一文，获益匪浅。邓老师是湖南大学教授，又是书院研究的知名专家，他的观点值得重视。但笔者学习邓老师的大作后，仍然有颇多疑惑纠结于心，特作此文，略陈浅见，向邓老师请教。

    邓老师在文章中坚信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只可惜他依据的材料是1929年版《湖南大学一览》，这是湖南大学自己编写的校史文本。此后，多种版本的湖南大学校史也多依据这份资料。那么，湖南大学的“自证”材料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要证明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而不仅仅是继承书院的校址、校产等），最关键的证据应该是当时官方（教育部或湖南省地方政府）的文件，至少也应该是当时会议纪要、批示之类的文献有这类说法。如果有，我相信没有谁会质疑湖南大学的历史。问题是，目前似乎并没有找到当时任何官方文件能证明湖南大学是岳麓书院的续办。近代以来，中国大学中断办学、合并办学、更改校名者数不胜数，这为校史追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要寻根溯源，官方文件应该是最权威、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如2002年，江苏9所高校联合举行百年校庆，引来哗然一片，但大家对为首的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并没有争议，因为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914年开办时，官方文件称是为了续办1902年建立的两江师范学堂（原名三江师范学堂）。当时江苏巡按使签署的一份关于筹办南京高师的文件中明确表示：“苏省原有两江师范学校，前因军兴中缀，现在大局已定，亟应由省续行开办，以储师资。”民国时期教育部编纂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亦记载：中央大学 “溯其沿革，则清末之两江师范，实其前身。” 可见，南京大学历史从1902年算起，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湖南大学的情况很复杂。湖南大学是1926年由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和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合并而成，工业专门学校可追溯到1903年的湖南实业学堂和1912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可追溯到1911年的商业教员养成所，法政专门学校可追溯到1904年的湖南仕学馆及1906年的法政学堂。再看千年学府岳麓书院。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11年湖南高等学堂停办。现在很清楚：如果没有官方文件证明上述湖南大学前身的任何一所学校是继承湖南高等学堂办学，即便上述某些学校校址在岳麓山或毗邻岳麓书院或直接搬到岳麓书院旧址办学，都无权自称继承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民国以来高等学校，特别是公立高校建立、撤销、合并、调整、搬迁和更名，是需要政府认可的。如果单凭本校编写的校史资料就来论证“本校前身”这类关键问题，在法理上说不通，在学术上也不够严谨。

    邓老师引用大量资料证明，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的校址、校舍、校产。这是没有争议的，但这能作为湖南大学前身就是岳麓书院的理由吗？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清楚了，李家买了张家的二手房，合同中张家承诺将全部家电家具一并赠送，如此一来李家的历史要与张家的历史合并计算吗？即使张家把所有房产、家产都无偿赠送给李家，也不可能改变李家历史吧！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校继承另一校校址的情况很常见，如北京大学现在的校址是原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现在的校址是原岭南大学。校舍、部分校产等是校址附着物，北大和中大也一并继承。按照邓老师的逻辑，北大、中大也该把学校历史追溯到当年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的创校时间？

    至于邓老师说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的精神（如“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等），并以此说明湖南大学前身是岳麓书院，这更值得商榷。且不说，湖南大学是否真的继承了岳麓书院精神，就算继承了，也不能说明什么。一个大学的精神、文化、乃至制度形成以后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其他大学只要觉得有必要都可以继承和学习。19世纪初期，洪堡在柏林大学确立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精神和制度，为后来欧美不少大学所仿效，并由此推动了西方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可有哪一所大学因此把自己的校史与柏林大学“接轨”？抗战时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字成为抗大的校训。建国以后，不少大、中、小学，还有各种干部学校都把这八个字作为校训，可谁听说哪所学校因此把历史追溯到抗大？至于湖南大学校徽说明、校歌中有继承岳麓书院的词句，只能表达湖南大学单方面“自愿”继承岳麓书院的诉求，这本身无可厚非，且值得肯定，但不能就此作为证据证明湖南大学前身就是岳麓书院。

    这些年，关于高校校史的争议很多。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近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社会转型、社会动荡和教育变革，造成绝大多数有较长历史的高校历经多次变革和调整，这为学校历史的追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据了解，目前办学历史超过70年的中国大学中，只有厦门大学从建校到今天从未改过名字。二是目前高校校史追溯缺少一个相对统一和权威的标准，有的高校依据校址因素来确定校史，有的高校则依据某些系科历史或某个前身学校的历史来确定校史，引来不少争议。

    笔者认为，判断两校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无论依据什么标准，都应遵循“整体继承性原则”，即应该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在各因素中，主要考虑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学校的次要因素。何谓“学校”？乃教师和学生为了某种培养目标组合而成的教育组织。由此看出，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断两校是否有承接关系，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多因素的承接关系。如果单独考虑师生也不行。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六一“学潮，大批师生离校，后在上海另外组建大夏大学。而大夏大学的前身并不能认为是厦门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由于一些学校办学历史存在中断，教师和学生可能无法继承，学校办学性质和办学层次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化，因而官方文献对两校关系的确认是一个至关重要、且不可回避的证据。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中国高校合并而成的很多，合并校的历史追溯更复杂。大校并小校，一般以大校的历史为准，如历史比京师大学堂更悠久的京师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历史并未因此从同文馆算起；两校差不多，势均力敌，校史往往从历史较久者算起；三校以上、且实力相差无几的多校合并，每个学校都不能算主体，都无法代表新建大学，那么新建的大学严格说来应该从合并之日算起。笔者不了解湖南大学三个前身学校的情况，如果某一个前身学校在规模、影响等方面明显较大，且学校性质、层次等与湖南大学接近，那么湖南大学可把历史追溯到这所学校的建校时间；倘若三校差不多，谁也代表不了新组建的湖南大学，那么湖南大学历史从1926年算起可能是惟一合理的选择。

    总之，校史追溯是一个严谨、复杂的工作，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是有必要的。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研究粗浅，观点也不成熟，敬请邓洪波教授和各位关心这个话题的学者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