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通讯：现代中国的道德逻辑

                                                   ——高教所第121期跨学科学术沙龙

道德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中的突出问题，一系列道德门事件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挑战人们本来就已脆弱的敏感神经，甚至有人惊叹：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因此，从学理上对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完全必要。我们应该如何破解现代中国道德建设问题才能为认识、解决现代中国道德领域中的诸多难题提供某种原则的立场？

2012年10月23日，高教所第121期跨学科学术沙龙在文科楼1700会议室举行。此次沙龙荣幸地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博士、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傅鹤鸣副教授作为主讲人，他为我们带来主题为“现代中国的道德逻辑”的学术报告。报告立足于现代中国的道德逻辑问题，主要从历史、比较与现实三个逻辑关系做了严谨细致的阐述。

一、现代中国道德问题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就是要从历史演绎过程中把握“现代中国道德建设问题”。傅教授把该逻辑分解为三个问题。

第一、现代中国的历史定位问题。傅教授提出，要对现代中国进行历史定位。用历史眼光看，现代中国属于未完成时，或正在进行时。也就是说，现代中国是个价值命题与价值判断，属价值概念；而当代中国则属事实命题与事实判断，是个时间概念。简言之，现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是指从中华帝制社会向民主共和社会的转型,这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定位，就是我们还在向民主共和社会转型，且目前还在过程中。这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一切问题，包括道德问题的历史前提。

第二、转型中国的历史观问题。社会确实有个演化过程，但演化并不等于演进，不等于进步。傅教授反对进步历史观，尤其反对线性的进步历史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历史进行解释”。

第三、转型中国的道德问题。从历史逻辑看，转型中国的道德问题绝不是简单地以“进步的道德”取代“落后的道德”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转型所引发的系统性道德问题。傅教授提出“道德适宜论”。简单说，所谓道德的，就是指它是适宜的；所谓不道德，则说明它不适宜。同时他指出，道德的“适宜性”是暂时的和可以修改的，因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样式是阶段性的，是会发生改变的。

二、现代中国道德问题的比较逻辑

傅教授认为，尽管了解自己的道德，我们依然需要找一个恰当的他者。只有在对比中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事物的利弊得失，这就是比较逻辑的问题了。

由此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跟谁比较的问题。由于今天的道德制高点依然被西方占据着，当今的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基本上属于西方话语权，乃至话语霸权主导下开展的。因此，对中西道德传统进行比照与剖析，这无疑是现代中国道德建设较为恰当、也较为必要的比较逻辑。

二是怎么比较的问题。傅教授采用了韦伯的方法，即理论型构的方法（简化的方法），通过理论型构，采用“初级化”与“次级化”两个概念。所谓“初级化道德”，就是中国人将所有的道德关系（包括公共道德、国家伦理等）都一一还原成或转化成个人之见的道德。该道德的特点为主观化、直接化，而非普遍化、客观化、制度化。傅教授以现代职业道德为例证明此点。人们往往不需要对抽象的职责负责，而是对感性的个人负责，彼此工作配合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职责规范，而是取决于彼此关系的亲密程度。而“次级化道德”就是一步步将个人间直接性的道德关系都间接化、客观化、制度化。以职业关系为例，在这种道德关系中，“A与B打交道时，A不是与B这个具体的人交往，而是向B所代表的职务交往，或曰，与B在这个制度中的角色交往。”这源于中西方社会关系构造原则及其导致的社会性质不同。

三是出路在哪的问题。通过比较，傅教授认为，我们应该走“化西”之路，而不是“西化”之路。他的思路是，在“私人领域”，特别是在家庭成员间走“初级化”道德之路（这是我们的优势，西方的劣势），讲求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而在“公共领域”走“次级化”道德之路，讲求人与人之间背靠背的交往（这是我们的劣势，西方的优势）。

三、现代中国道德问题的现实逻辑

傅教授强调，讲历史逻辑、比较逻辑无非是编织了一张古今中外的道德之网，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现实逻辑。而现实逻辑，指的是现代中国道德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或重建道德“适宜性”的路径分析。

首先，重建道德的“经济适宜性”。该问题事实上是：如何构建道德适宜性的经济生活基础？它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构建经济活动本身的道德适宜性问题，另一个是如何为道德活动构建现代经济维度。傅教授着重谈及第二个维度。他引用美国精神之父杜威的“没有经济支持的道德体系就是虚无缥缈的空洞”来说明：当代中国的道德要走向现代，要重建其“适宜性”，其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为道德搭建现代经济制度。

其次，重建道德的“社会适宜性”。对该问题，傅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和如何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这两个方面。

最后，重建道德的“个人适宜性”。傅教授主张两点：一是中心转换，二是内涵延展。中心转换是指：在权利时代的今天，重建道德的个人应该进行中心转换，即从“人应该做什么”转向“人可以成为什么，人有权成为什么”。将“义务型道德”变为“权力型道德”。对于内涵如何延展，傅教授以职业道德为例说明为什么今天要向职业道德延伸、扩展。如果说前现代社会，家庭是一个人生活的主轴的话，那么现代人生活则有两个主轴—家庭与职业，人类进入了一个以职业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时代。而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职业化”，职业已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讲职业道德。

本次傅鹤鸣教授精彩的学术报告引发了高教所师生们深刻的思考。张祥云教授特别强调，傅教授报告中凝练精美的思维方式、清晰合理的分析思路、具体综合的思想逻辑以及由此体现的学术专业精神，都非常值得在座同学们认真学习。同时张教授就“重建道德的经济适宜性”的问题提出：“古今不同层次上的经济活动成分杂多，而如今多种经济成分以不同形式存在。在实际中，具体的人应该如何面对？”李均教授提出：“某些道德品质是否超越时空具有永恒性？”就同一问题，张祥云教授也提出：“是否在时间上存在亘古不变的道德？空间上无论哪个国家或者人都认同的道德？”即道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问题。对此，张祥云教授、李均教授与傅教授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讨论。张祥云教授指出，道德是精神范畴，精神不仅具有现实性，情境性，适应性，也具有超越性，精神源于时空却又超越时空。道德的理想性和理念性使道德具有观念的抽象性和形式化，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具有亘古不变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从来都是与具体时代的鲜活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呈现的。理论提升现实，又回归现实；观念超越现实又融入现实。在道德问题上，经验总是比纯粹的逻辑更加有力量。道德问题必须还原生活主体。

沙龙讨论环节精彩之处不乏热烈掌声，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最后，本次跨学科沙龙圆满落下帷幕。

                                                                                              供稿人：周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