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

——高教所学术沙龙133期学术通讯

2013年4月26日上午九点，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跨学科学术沙龙第133期在文科楼办公室1700展开。此次沙龙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的郑若玲教授，为我们带来主题为《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的报告。郑若玲教授的报告轻松、亲切又不乏深刻，图文并茂地为我们展示了高考改革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

郑若玲教授是厦门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厦门大学演武附属小学校务委员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常务理事、《教育与考试》编委、民盟厦门市高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苦旅何以得纾解——高考改革困境与突破》等。

郑若玲教授的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高考改革的复杂性；第二部分是高考形式改革；第三部分是高考内容改革；第四部分是高考录取改革；第五部分是高考改革的突破。以下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高考改革的复杂性

首先，郑教授提出“高考是一个触动千家万户敏感神经的话题”，这一命题引起大家的共鸣。郑教授认为，高考不仅跟我们在场的每位息息相关，更与我们的家庭，乃至家族是紧密相联的。郑教授还比喻说，只要村里出了一个大学生，那将是一个村子好几代人都值得自豪的事情。因此，高考在中国那么敏感，正是因为其意义太重大了。

其次，郑教授用历史的眼光追溯到1952年的高考，阐明当时的高考对人们的影响并没有像现在的影响大。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科学的春天降临，使得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人们也开始信奉“知识改变命运”。从此，高考对社会的影响力大大的增加。郑教授笑谈回忆说，当时他们那个年代，能够成为大学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那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非常受社会欢迎。郑教授还指出一个现象：随着1999年高考规模的扩张、高校大扩招，高考的社会影响力并没有弱化，反而呈现强化的趋势。这个特殊现象也是郑教授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第三，郑教授认为，高考改革的复杂性还体现在高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高考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高考不仅为高校选拨学生，实际上，它还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功能。从古至今，比比皆是，高考与存在1300年之久的科举相比更是有过而无之不及。在此，高考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高考的教育功能。高考作为“指挥棒”越显强势的劲头，以致学生面临考试，难受重压而出现种种病态。近日又将迎来高考，各地方“誓师大会”花样百出，使得人们不禁深思高考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压力与困扰。此外，谈及教育离不开“减负”这个话题，但似乎越“减”，孩子们的书包越“重”。因此说，“减负”减不下来，这也是高考对教育的一个消极的影响。另外，现在高考的“片追率”可以追溯到科举的“储才以应科目”与其追求的“及第率”、“升贡率”。

二是高考的文化功能。文化是潜在的，但也是巨大的、深远的。论及高考的文化功能，郑教授认为有“选择文化”和“提升文化”的功能。郑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无意看到一位学者所著书籍《Politics in the Ming Examinations》，文中提及“在中国，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是由文化考试而获得”，郑教授认为作者对明朝的政治、文化的研究很有深度。郑教授也赞同何怀宏学者认为的“科举制造成了一个弥漫书香的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书卷气的民族，甚至目不识丁者也知‘敬惜字纸’，普遍有一种对于文字、文献的崇拜”。郑教授通过对科举的阐释、国外游学经历的述说、“敬惜字纸”古典的引用等，使得同学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高考的文化功能——高考远非是一个教育的话题。

三是高考的政治功能。郑教授认为，我们从古代就能考据得知，考试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国家统治者认为考试体现了国家意志，所以历朝君主在一定程度上都对科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修正以支撑国家治理。例如，君主知晓考试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为了能够公平的选举人才，稳定社会秩序，因此就制定了严明的考试条例《钦定科场条例》。对于社会流动、社会阶层而言，高考促使了社会结构重新“洗牌”。高考通过刚性的制度机制，为社会底层精英向上流动提供了保障，疏散了其对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从而成为一种安全阀，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用。但建国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局面没有改观，而且阶层差异还在不断扩大，各阶层尤其是优势阶层的代际继承性也呈日趋增强的态势。这种阶层流动机制的弱化，反过来将强化阶层间的对立与敌意，甚至造成社会的“断裂”。阶层流动障碍的加强，对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此，尽管高考在50余年的历程中，不时受到人们的非议，最终仍无法被推荐制等其它办法所取代，不能不说有政治因素的考虑。

四是高考的经济功能。郑教授认为不仅是高考具有经济功能，科举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

最后，郑教授认为正是因为高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作为一个社会聚焦点，其不仅与教育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与政治和社会问题也间接相关，且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当种种教育、政治或社会问题凸显而无法解决时，人们便往往将矛头指向高考。此时，高考也便成为“万恶之源”、“妖魔化”、“三高考试”等等的代名词。韩国的高考还被比喻为“比死刑更残酷”的考试、“核战役”。无可置疑，由于高考与教育制度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更由于高考事关政府、高校、中学、学生与家长等各方利益，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与博弈，面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取舍，高考改革处于一系列两难选择中，具有重大影响与巨大难度，在一些关键问题改革上常常陷入困境，举步维艰。

二、高考的形式改革

郑教授指出，高考形式改革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歇。但高考形式的多样化改革是否意味着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国高考是由政府统一组织好还是由各校单独考试好？高考应该一年考一次还是考多次？国外高校招生制度对我国高考的形式改革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针对这些问题，郑教授认为，高考的形式应该是“基于统考的有限多样”的，即“分层分类、统独结合”。现阶段，高考改革多样化态势已初步形成，但缺乏关键因素的突破，如多元评价与录取。此外，郑教授还强调改革方案不宜太过复杂，否则，其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不仅高中学生、家长、老师心中无数，一般大学教师和社会大众也难以弄清，管理操作也复杂费事。

三、高考内容改革

郑教授认为，高考内容改革应体现“维护社会公平”原则。

郑教授举例说明，1995-2001年高考语文试卷中存在这样的不公平现象：第一，内容较多地反映城市生活，反映农村生活的考题极少。第二，考试对语言、文字的要求非常规范，完全排斥口语和乡土的、不规范的东西。第三，考试的综合性、技巧性、创造性越来越高，要求考生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宽广的阅历、丰富的想像、多元的思维。第四，信息不对称。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高考中内容的偏向性，内容的不公平对那些信息不灵、缺乏报刊书籍、资料较少的农村考生来说，显然也导致了考试结果的不公平。

因此，郑教授认为，美国考试实践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Testing Practices）制定《公平的教育测试实践规范》（Code of Fair Testing Practices in Education），为考试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各大考试机构成立考试公正审核委员会（the board of review），对考试公平进行“敏感性评估”（sensitive review），等等都值得我国高考命题者学习。因此，郑教授重申“提高命题质量与公平性，任道而重远”。

四、高考录取改革
    郑教授指出，高考录取制度的核心是如何分配录取机会，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教育和社会问题，还是一个关涉到地区发展的政治问题，历来是高考改革中最受关注的话题。

郑教授认为，按区域招生、调整高校招生名额分配或准许异地高考等，都只是低层次的公平状态，实现高校招生更高层次的公平，在于大力支持落后地区教育与社会发展，缩小地区之间教育与社会资源的差距。因为社会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才是地域歧视和招生地方化的根源，只有缩小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才能够为更高层次的公平创造现实基础。

因此，郑教授明确观点，只有引导高校树立多样化观念，充分发挥招生自主权，强化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高考的录取改革才能有一定的成效。

五、高考改革的突破

郑教授认为，在高考改革方面，我国在《规划纲要》中有明确规定，“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签订协议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程序，破格录取。”  

同时，郑教授认为高考改革的突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观念的突破”，即从外部的推力、压力转为内化的阶段，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性。首先，高校要认识到生源多样化是高等教育保持活力的源泉。美国、英国的大学之所以有着优质的学生，这与高校把生源的多样化作为学校最高发展目标这一认识是息息相关的。再者，高校还需主动内化“多元智能理论、人才观、综合评价观”等理论。二是“行动的突破”，高校在其中应扮演最关键的角色。高校曾经是一个“被抱大的孩子”，为了现今的高考改革，主管部门要敢于放手，高校要落实自主权，更要勇于担当。郑教授强调，只有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许多问题才会得以缓解甚至迎刃而解。此外，我国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不失为我国在高考改革前进道路上的一大亮点。

郑教授指出，在日益追求公平、公正与效率的今天，任何制度生存或发展空间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其程序的公平公正性。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具有重大和广泛影响的高考制度尤其如此。高考改革若改掉了公平，就等于“革”了自己的“命”。所以，高考改革首重公平！

郑教授还强调，60年的高考制度已到了“啃骨头”阶段。虽然高考无论怎么改，都不可能有“万全之策”，但有“考指委”进行的制度顶层设计，辅以各方从观念到行动的革新与突破，“花甲”高考迎来“花样年华”指日可期。

历时整整两个小时的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沙龙接近尾声，师生们对本次郑教授所做的讲座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与感受。李均教授表示，郑教授的报告贯通古今、深入浅出，使我们受益匪浅。肖海涛教授认为，高考改革是我们现在所有改革的关键、瓶颈，郑若玲教授则是我们高考改革中的先锋，像铃铛般地引领我们。

沙龙在师生们的讨论中结束了，但郑若玲教授亲切生动的讲座仍在我们心中回味，郑教授论从史出的理论功底更值得我们学习！

（供稿人：李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