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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通讯：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考察
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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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所学术沙龙第145期学术通讯
2013年12月23日下午两点半，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第145期跨学科学术沙龙在文科楼1700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余东升教授为我们作了一场以“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考察”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深圳大学教务部主任王晖以及教务部的几位老师、高教所全体师生参加了本次沙龙。
余教授首先强调了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接着通过四个部分的讲演对报告的主题进行分梳。这四个方面分别是：一、概念与方法；二、古典学术与现代学术中的通识教育；三、通识教育的组织制度演变：艺学院—哲学学院—文理学院；四、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与高等教育系统。以下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概念与方法
余教授指出，美国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Ben-David指出，“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元素，有了大学就有了它们。但是，作为组织正式结构的、制度化的通识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从比较的视角、组织分析的视角对“通识教育”进行考察。这个问题决定了研究的方法应是内涵等于通识教育加语境。
余教授对“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余教授指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文也译为“博雅教育” 、“文科教育”、“人文教育” 、“文理教育”、“通识教育”；指的是以发展人的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非功利、非实用的教育。通识教育有时与“自由教育”同义，完全可互换；有时又专指自由教育的科目、课程（liberal arts Education，自由学科）。如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专题小组报告》指出，哈佛的本科是自由教育，包括三个部分：1、通识教育；2、任选课；3、专修。即集中某个领域/学科的学习。
二、古典学术与现代学术中的通识教育
这一部分余教授分为三个方面来讲解。首先，余教授指出，通识教育最早由亚里斯多德提出，意指“适用于自由民的教育”，亚理斯多德将知识领域划分为理论、实用、生产三大部分。由自由知识而来的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实质上就是有关自由知识或智慧的教育，它以人本身为目的，而不关乎实用目的。理论科学以认识事物的理由、原因或根据为目的，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实用科学包括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而生产方面的知识则是关于机械生产和艺术创作的知识。余教授指出理论学科有以下特点：它是有关智慧的学科，“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它是在各种有关实用知识之后产生的；它不以实用为目的，是人为了摆脱愚昧而自由进行探索的知识，因此也是“自由的知识”；它产生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是有闲阶级的产物；相对于实用知识，它是一种高级学识。
接着余教授谈到了古典学术与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相关内容，余教授认为，在中世纪，教会在大学里影响很大，那时候的培养目标就是按照虔诚、正义、有教无类的标准来塑造大学生的品格，这时的大学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它要保证今后承担重要职责的人具有高水平的智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一开始都是理论导向，所以通过自由学科的方式实现自由教育，最早是七艺来实现这种所谓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
最后余教授谈到了现代学术转型的问题。余教授认为，科学的出现对自由教育进行了改造，以探索原理和原因的理论学科的分化，即以研究人的经验世界的人文学科与研究自然世界的科学区别开来，同时，超经验领域的知识也被排斥在科学之外。于是，就形成了以现代人文和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自由教育。
三、通识教育的组织制度演变：艺学院—哲学学院—文理学院
余教授认为，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通识教育有三种组织：巴黎大学的艺学院、德国的哲学学院、美国的文理学院。余教授指出，最早的原生大学——巴黎大学是先生主导的大学、综合性大学，有四个学院：艺学（arts）院、神学院 、法学院、医学院。其中艺学院里有“七艺”，由“四艺”（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和“三艺”（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两部分组成，三种语言和四种数学。艺学院是预备性的，是进入其他三个学院的前提，学生在艺学院接受的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德国哲学学院继承了巴黎大学的架构，在德国学术意义上的哲学，既包含古典学和数学，还包含其他的内容。它所要解答的问题，最接近我们所讲的“Arts”，包含精神和道德哲学、语义学、历史学及与其同源的地理学和编年史，以及政治哲学、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学、数学和物理科学。与古希腊的“哲学”接近，“智慧之学”。
18世纪大革命之后，巴黎大学被肢解，法国按照学科门类设置大学；20世纪30年代，德国一方面由于纳粹党执政对大学进行破坏，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抵抗学科、知识的分化潮流，所以自由教育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在欧洲大陆消失了，但是美国却将这种制度保存下来了，也就是今天美国的文理学院。余教授讲道，自由教育在美国大学本科课程结构中的体现，特别指出了哈佛大学艾略特的巨大贡献——即将现代学术引入大学，最早通过自由选修课的方式，让古典学术和现代学术之间进行竞争；同时提到科南特的集中于分布必修制的重要性，余教授主要以哈佛大学为例来讲解美国的通识教育。余教授还指出，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包括：通识教育课程、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的深度学习，以及课外经验。余教授认为，在实施通识教育课程的过程中，教师怎么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举了一个杨振宁在北大教物理的例子进行说明。
在讲座过程中，张祥云教授与余教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德国的通识教育由盛到衰的问题，张教授认为这与德国二战战败、自信心丧失有很大的关系，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梳，余教授对此也非常的赞同。
四、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与高等教育系统
余教授认为，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构成高等教育的一对基本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对立性的关系，也有统一性的关系。对立性体现在无用和有用、人文与科技、基础与应用，统一性体现在自由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基础。最后余教授得出两个结论：理念的演变与解决基本矛盾的历史方式，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历史形态；不同国家对基本矛盾的理解和解决方式，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形态。
讨论与交流
报告结束后，张祥云教授对余教授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张教授指出：“毫无疑问，余教授的演讲非常深刻，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多。他谈了一套做学问的方式，大家从中也应该学会如何做自己的论文，如何来思考问题。从历史的梳理，概念的解析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出发，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研究方式，是经过了很好的学术训练，然后很自由的按照这种方式去做，最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范本。”
接着，高教所师生以及教务部的老师们与余教授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交流与讨论。
张教授认为，要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梦，首先要解决文化的问题，而我们的文化准备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真正的建构。李均教授认为我国通识教育做的不好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们对通识教育的概念比较模糊，二是历史的惯性，我国一直处于以后一种焦虑的状态，非常强调实用，期望短时间培养出大量与工作对口的专业人才。教务部的陈燕老师谈了深圳大学在推动通识教育方面做的一些努力，同时关于如何搞好深圳大学的通识教育向余教授请教了一些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余教授肯定了深圳大学为推动通识教育所采取的措施，同时指出，要把通识教育搞好，吸引优秀的教师、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非常重要。巫国云同学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发表了一些关于通识教育的看法。钟俊俊同学则提出MOOC的出现可能会推动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
最后，张教授对余东升教授的到来再次表示了感谢，并期望余教授以后还能再来深大高教所讲学。历时三个小时的学术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供稿人：朱孟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