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景海峰，1957年生，宁夏贺兰人。1984年获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景海峰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专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熊十力哲学研究》、《诠释学与儒家思想》等。其中《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和《熊十力哲学研究》分别获得第四、第五届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2011年获第17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巴黎）傅伟勋基金会最佳论文奖。

深圳的学术地位正在慢慢成长

文化广场：您1985年即来到深圳大学任教，到如今已逾30年，您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感受？这座城市对您的治学经历有何影响？

景海峰：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始终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变化也比较急遽，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缩影，它的思想观念对我的学术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在这里你能捕捉到新鲜的感觉，是一些老的城市不能给你的。另外，深圳也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它的居民，它的学术机构包括深圳大学的学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大家的思想可以得到互相激发和启示。第三，深圳毗邻香港，地缘优势使它对外部思想和信息接受的速度快，面更宽广，这就是它的先锋性和前沿性。我想这些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

文化广场：深圳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曾被称为“文化沙漠”，它的学术研究更是从零起步，因为以前没有高校，没有科研机构。我注意到，您的两部专著《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和《熊十力哲学研究》连续获得第四、第五届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您对深圳学术界的现状有何评价？

景海峰：我觉得深圳的学术地位正在慢慢地成长。人文学科的学术积累非常重要，它跟科技和应用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太一样，需要传承和代际的积累，要有一个过程。从文史哲领域来看，包括我的专业这些年也在积累、在成长。但总体来说，它在全国学术版图中的分量和地位还是不够，与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不能相称。另一方面，深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量，学术人才的积累与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还不成比例，亟待增加和提高。

文化广场：一个学派或者学术群体的形成，需要有领军人物，更需要有一支成梯次建制的学术队伍。在这方面，深圳大学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已经作出了显著成绩，对此您有何心得？

景海峰：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但因为平台有限，学术力量也有限，目前还只是在某些小的领域得到全国学界的认可和关注，比如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但在整个大的范畴我们还欠缺多多，因为有很多边际和附属的东西我们还不具备，比如体制内的身份认可问题，博士学位授权的问题，还有国学所的资源和职位等问题，相关的条件我们远远不够。国学研究所只是深圳大学的重点基地，国家、省部的一些大的平台和身份还不具备，因此受到严重制约。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建立学术梯队，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新儒家与“三代四群”问题

文化广场：您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和儒学。梁漱溟先生被推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刘述先先生提出了“三代四群”的架构，其中第三代第四群是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笔者采访成中英先生时，他认为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已经出现，其中第四代是陈来、杨国荣、林安悟等。您对您本人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如何评价？

景海峰：这跟学校的历史和在全国的地位有关，北大、复旦、武大等老学校的力量比较雄厚，它的师承和研究的积累非常丰厚。深圳大学毕竟是一所新学校，在比我年长或同辈的学者方面存在着缺环。关于四代、五代的提法，学界众说纷纭，社会上也有各种看法。比较成熟的还是“三代四群”说，杜、刘、成之后，学界新崛起的比较活跃的人物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传承等问题，还不是个有共识的话题，你刚才说的可能是成先生自己的看法。目前学术界比较拔尖的人物，比如陈来、郭齐勇、杨国荣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也仅此而已，在形成“三代四群”的接续方面就很难讲。我的研究领域、学术取向跟“三代四群”稍微接近一些，因为我不是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而是偏传统、偏儒学方面，也仅此而已。

文化广场：“三代四群”里还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学研究重心的转移。第三代第四群学者全部在海外，但大家能够认同的第四或第五代学者则大多集中在大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景海峰：1949年以后，儒学或传统文化在大陆只是一些边缘的材料式研究，属于古籍整理之类，其思想阐发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它的独立身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跟外界也没有交流，只是在自己设定的圈子里面。而儒家传统及思想研究在海外得到延续，上世纪50—80年代儒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杜维明、余英时等留美学人和港台那一批人，因为有中西文化交流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比唐、牟那一代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和感知，与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有衔接感，做出的成绩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更大。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处于一种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两岸三地之间的交流，一方面是国内与国际的交流，而且思想与学术的碰撞交融进一步深化。随着大陆传统学术的复苏，研究的规模和人数比港台、海外要多得多，而且大陆也有充分的文献资料的积累，一旦原来左的、僵化的、教条的禁锢被打破之后，便显现出一种内发的力量，因此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国内儒学研究有遍地开花的感觉，而且层面也丰富多彩，除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外，还有其他各种领域、各种身份的学者，因此，儒学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国际儒学大会已成为学术品牌

文化广场：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可以提供更高、更宽广的学术交流平台，迅速提高一个机构或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国际儒学大会就属于此类，今后是否继续召开，或者进一步加大力度？

景海峰：深大国学所主持的国际儒学大会已连续开了四届，慢慢在形成品牌，虽然还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会不断做下去，并不断加以完善。它的特点是：参与度高，关注度广，与会者包括了国内外儒学界的重要人物；它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有前沿性和当代性，前几届都涉及儒学研究在当下的思考，包括对它未来走向的前瞻，不是纯粹书斋里的话题，这可能跟深圳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角色有联系，我们会有意把这个特点保持下去。

文化广场：我采访杜维明先生时，他说过一句话：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儒学大会，如果能够坚持连续召开三年，想必会掀起中国儒学研究的新高潮。现在这个大会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景海峰：现在的国学研究遍地开花，各有高招，儒学研究也蓬蓬勃勃。深圳举行的活动当然有一定影响，其规模和层次也有一定代表性，但现在国内、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这类活动非常多，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绝对不是唯一的，而只是百花里的一朵，或者说是儒学涌动大潮里的一朵浪花，做了一点点贡献。假如说儒学的复兴能够形成热潮的话，我们只是中间的一种助力而已。

文化广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曾参与《儒藏》，这是一项功德无量、泽惠学林的学术工程。此外，国学所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景海峰：我们还做了岭南思想家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岭南地区的思想文化作用于中国历史仅是清代以后。其实明代岭南就出现了陈献章、湛若水、邱浚等一大批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但由于他们的著作大都没有点校整理，使得相关研究长期滞后。我们这项工作计划分三个阶段，已经做了四年，共完成了15种文献的整理点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激起更多人的兴趣，这对深化明清思想史论很有价值。另外，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做些研究工作，探讨他们的思想，也包括年谱撰写等。第四期正在做，以后每年会出几种。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http://szsb.sznews.com/html/2016-01/04/content_3431163.htm